王军:简·雅各布斯让我感动

王军:简·雅各布斯让我感动

近期,不少出版社陆续推出城市规划、城市设计方面的图书,其中,译林出版社引进的简·雅各布斯的经典名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最为引人注目。这本写于1961年的经典,许多段落犹如直指今日的中国城市规划。作者的犀利分析,像一部重型推土机,会把许多所谓的正统观念一扫而光。

“他们建这个地方的时候,没有人关心我们需要什么。他们推倒了我们的房子,将我们赶到这里,把我们的朋友赶到别的地方。在这儿我们没有一个喝咖啡、看报纸或借5美分的地方。没有人关心我们需要什么。但是那些大人物跑来看着这些绿草说,‘岂不太美妙了!现在穷人也有这一切了!’”这句话出自纽约一位居民的嘴,但这分明也是今日的北京、上海……无数被拆迁居民想要说的话。

到底谁在规划,到底谁该负责?关于城市规划的讨论简直是一团乱麻,作为普通居民的我们更是只有旁观的份儿。专家意见满天飞,每个人似乎都占有一半真理。

本周,我们请来因写作《城记》而名声大噪的新华社记者王军,就《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以及城市规划谈了纵深看法。

信息时报:我注意到,您的电子信箱取自简·雅各布斯的“街道眼”理论。您最早接触《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是什么时候?

:我清楚地记得,我是在2001年1月9日拿到一位朋友给我买的英文版,特别巧,那天是梁思成先生逝世29周年的忌日。我捧着这本书对朋友说,这是我的一个大日子。

打开目录,第一章前三节全是谈人行道的,我就特别感动。简·雅各布斯是一位女性,她是如此细腻地感受和发现着城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城市与今天的中国城市很相似,都是“拆”字当头。简·雅各布斯在1959年针对美国大规模改造城市所导致的社会危机,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市中心区为人民而存在》,这让我非常感动。再过两年,她完成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这部著作,几乎颠覆了既有的城市规划理论,这本书已被列入世界各大名校城市规划专业的必读书,今天的许多规划大师就是读着这本书进入门槛的。

:对,简·雅各布斯几乎改变了城市规划学的核心内容,以前搞规划的多建筑师背景,考虑得更多的是物质层面的问题,觉得这个地方不好,拆了就行了。事实上并非如此。简·雅各布斯则揭示了造成物质层面问题的非物质因素,认为这才是最为深层的原因。基于这对一理念的认同,后来的规划师更多是经济学家背景、社会学家背景,他们把城市规划发展成为将社会、经济、文化与物质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的理论,里面更多的是政策法规问题,决策程序问题,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设计问题。

:我感到,今天中国的城市规划还带有十分强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诞生之前,也就是1961年之前的那个美国时代的特色,即城市问题似乎只是一个物质问题,而不是一个社会问题,于是希望用推土机来解决社会问题,结果社会矛盾却被推土机越碾越多。

我在北京规划展览馆门亭看到这样的字样:“本展馆内容与拆迁无关请慎重购票”。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告示?因为有太多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家会不会被拆,想到这里了解情况,有的人无一所获,就提意见,于是展览馆就得出个告示以“免责”了。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尴尬?就是没有把城市问题作为一个综合问题来对待,在一些规划师眼里,这个城市似乎是一片“荒地”,他们只顾“快意”地画图,根本不管里面有没有人住,产权情况如何。我曾采访到一个极端的事例,有一个楼房的一单元被划给了一个开发商,另外两个单元还住着人呢,他们就这样把一单元拆了,跟卖豆腐一样,切成两块来卖!

信息时报: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常把“以人为本”挂在嘴边。您觉得在城市规划中如何才能体现“以人为本”?

:从世界范围来看,城市规划的首要任务是define,即界定社区的属性,明确产权边界,通过区划法规(zoning)的编制,保证不动产的安全与增值,规定哪些事情不能发生,其结果就是“安居乐业”。可我们呢?城市规划不是define,而是design,是搞设计,没有对社区的属性进行界定就去设计了,似乎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产权人就感到不安全了,事实上,在这样的“设计”中,真正要生活在“设计”结果中的居民,却被排除在“设计”程序之外,这对于城市来讲是好事还是坏事呢?答案不言自明。

我这样来说,并不意味着城市是不需要设计的,那么设计应该在哪个层面发生呢?是在城市设计这个层面上。而城市设计的基础是城市规划,即design基于define,城市设计要在城市规划所形成的区划法规的基础上,制定设计导则,明确公共建筑或标志建筑与背景建筑的关系,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个体的建筑设计。最重要的是,整个过程是社区居民参与的,他们是真正的主人。可我们呢?城市规划的真实内涵被抽空了,城市设计这个光荣的传统被遗弃了(北京元明清古城就是城市设计的无比杰作),剩下的就是个体的建筑设计了。失去指导的个体建筑设计,只会形成令人窒息的、混乱的景观现象,而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则是生命的损失,社会矛盾的增加。

所以,《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来得正是时候。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城市是有其自身的生命的,它会按自己的方式生长,这样的生长不是你规划师规划出来的。

:在完成《城记》之后,我这两年在探索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近几十年北京出现这些多的危房?上世纪50年代初,北京的危房率只有5%,为什么到了199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50%?为什么在国民经济总体增长的时期,城市的细胞却如此大面积的衰败?这些和城市的住宅制度、土地制度以及城市规划有何联系?最后会对国家的宏观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我总会想到简·雅各布斯,她也是一名记者啊!

简·雅各布斯是孩子的母亲,她是把自己的腿放到街道上来感知城市的,她如此敏锐提出了“街道眼”(streeteye)的概念,论述为什么老社区是安全的,因为邻里有着正常的交往,有着对社区的强烈认同,这些街道是长着眼睛的,这让居民感到特别安全,让小偷感到特别不安全。

信息时报:雅各布斯是支持“大城市”发展模式的,但“大城市”是很多学者批评的,他们认为人口超过50万就容易导致交通堵塞和污染等众多“城市病”,您怎么看?

:拿北京来讲,一位英国学者评价说,北京集中了上个世纪世界城市建设中的种种过失。我想,这涉及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Idea出了问题。中国人画画讲“意在笔先”,我们的“意”到底在哪里呢?我们到底要把北京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城市?我们应该承认,一种交通政策对应的是一种城市形态,你要以小汽车和大马路来解决问题,你的城市就应该像洛杉矶那样是低密度、大尺度的,这样才不会堵车呀。你要建设一个高密度的城市,交通政策只能是以公交和步行为主导的,像纽约那样,地铁是上下行四车道,上面自然是世界上最密集的摩天楼。

可我在北京看到的是,这个城市居然要用洛杉矶的政策来解决纽约的交通问题,能不出问题吗?结果必然是大马路成为停车场。北京是什么交通模式都要发展,既发展小汽车,又发展公共交通,其结果是什么样的交通都不方便了。世界城市发展经验表明,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是把所有的交通模式都占全了而取得成功。像洛杉矶那样的汽车城市已遭到世人诟病,因为能耗太大了,失去了城市的密度,整一个大郊区,正如简·雅各布斯所说,是一个“伪城市”。

相比之下,纽约由于交通政策指向明确,只发展公交,不拓宽马路,就让你开车不痛快,结果是大家都不开车了,曼哈顿岛将近80%的人没有私家车,靠公共交通就解决问题了。这样的经验应该在中国普及啊。

信息时报:现在许多城市都要消灭“城中村”,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您怎么看?

:这正似简·雅各布斯当年所批评的美国现象,而这一中国注脚还有这一层含义:“城中村”正是廉价劳动力的聚集地,正是中国城市竞争力的蓄积地,如果拆得这个城市只剩下所谓“高素质人口”,它还会有竞争力吗?结果只会给宏观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增加城乡矛盾。当然,并不是说,“城中村”所存在的问题就不应该解决,关键是,所谓的物质问题的背后是非物质,我们必须回到简·雅各布斯的立场上来。

:我不喜欢“新天地”,不仅仅是因为它无法让我真实地感受到“一大”会址的历史环境,更在于它不是一个公正规划程序的结果。

我喜欢纽约,水草丰美,城市有多样性。简·雅各布斯就是拿纽约来说事。这个城市确实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活法,都能讨得一份生活,这才是城市啊。

巴黎在1958年搞了一个“梁陈方案”,即建设了拉德方斯,我喜欢。为什么?因为巴黎在高速发展时期开辟了新区,避免了昂贵的城市拆迁,使城市的经济成本得到控制,保持了竞争力。拉德方斯现已成为欧洲最大的商务中心区,巴黎64%的国外公司都在这里,拉德方斯总共3600多家公司中,50%都是公司总部,全球营业额高达1520亿欧元,这是了不起的成就。我去看巴黎时,为此特别感动,同时为北京难过。

:巴黎老城区大量标志性建筑都是外国人做的,比如卢浮宫改建工程是贝聿铭设计的,协和广场的方尖碑来自埃及,拉德芳斯的大拱门是丹麦人设计的,蓬皮杜艺术中心是意大利人设计的。但这些“舶来品”在巴黎却如此和谐,巴黎没有出现像北京这样的“建筑殖民化”的争论。为什么?我想,一个重要原因是巴黎有容乃大,这个“容”在哪里?就是巴黎的古城保存完整,你一看,她还是一个巴黎人,只不过戴着贝聿铭设计的一个钻戒,意大利人设计的一个项链而已,而这些,只会使巴黎分外妖娆。可北京呢,一直在拆除古城,把自己的文化容量拆没了,结果,外来的文化很容易居于强势,被视为侵入者,因为这个“北京人”的模样已看不清楚了。

你看巴黎街道上的那些小玩意,包括保护树木根部的铁箅子、售报亭、小垃圾桶都是很好的设计,巴黎的公共汽车候车亭,就是香港新机场的建筑师诺曼·福斯特设计的。在巴黎你能够在一些读物中找到这些设计师的大名,因为这个城市尊重创造,尊重知识产权,真正崇尚艺术。所以,我回到北京,看到长安街上的售报亭跟巴黎一模一样就很不舒服,我不知道这是正常的引进还是抄袭。我在想,你就是抹着巴黎的口红,喷着巴黎的香水,就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城市吗?你为什么不去学人家是怎样敬重艺术的创造呢?

建筑师爱说“上帝活在细节中”,确实如此,你要挑一件好衣服,你只要看看衣服的里子够不够好就行了,如果里子都做得那么棒,这就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产品。巴黎的“里子”就非常之好。而我们呢?居然会把垃圾桶设计成国宝大熊猫的形状,难道这就是我们正常的情感表达?我们的创造力就如此枯竭了吗?我并不是说国外的一切都好,关键是我们的城市丢掉了太多优秀的传统,我们需要的是自觉啊!特约采写燕舞

自1961年出版以来,本书即成为城市研究和城市规划领域的经典名作。雅各布斯女士写的是怎样面对人类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在大城市的繁杂格局中统一人的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充分维护和发展城市中各个区域、各种文化、各种人群的多样性和各自特性。雅各布斯是一个“大城市”的维护者,她认为大城市的出现适应了现代人类对于“一种相互交错、互相关联的多样性的需要”,这种动态十足的多样性极大丰富了人类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

新华社主任记者,199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在新华社北京分社从事经济报道工作。1993年开始对梁思成学术思想、北京古城保护及城市规划问题作系统研究,发表学术论文《梁陈方案的历史考察》、《1955年:中国传统与现代主义的决裂》,参与《梁思成全集》年谱部分的编写。2003年出版《城记》,试图廓清北京城半个多世纪的空间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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