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对外交往为什么要以这座城市为案例?

讲对外交往为什么要以这座城市为案例?

近日,由参考消息报社、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城市国际传播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发布了《中国城市海外影响力分析报告(2021)》。该报告以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特色地方城市等百余座中国城市为研究对象,对城市海外影响力开展评估分析研究,为城市提供相关工作参考。

为进一步研究对外交往行动与城市海外影响力之间的关系,《中国城市海外影响力报告(2021)》还选取了近年来国际化程度提升较快的城市成都,进行特别案例研究。

研究尝试以成都建设中国对外交往中心城市作为切入点,解读外交工作对城市海外影响力的支撑作用。以下为研究全文:

对外交往是城市海外影响力的重要依托。两年来,在对城市海外影响力分析评估的工作中,《参考消息》研究团队关注到,在部分国际化程度较高、经济社会发展较快城市的数据中,对外交往工作的加强,对其海外影响力形成较为明显的支撑作用。这其中有主客观双重原因:在“双循环”格局下,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必然带来日益增长的对外交往需求。而城市管理者的主动作为,则可以让国际交往助推经济社会发展,并加速城市国际化进程。

由此衍生的课题是:在“主动作为”空间下,何种领域工作更具效果?何种领域工作仍需提升?何种领域工作尚为人忽视?

为进一步细化研究城市行为与城市海外影响力之间关系,在《中国城市海外影响力报告(2021)》中,我们选取近年来国际化程度提升较快的典型超大城市成都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案例研究。因本年度报告案例部分主题为城市国际传播工作,故将这一城市对外交往案例研究节选于此,供读者参考。

城市行为是城市决策者、执行者意愿能力及客观环境的合力结果。在对外交往领域,成都城市行为可分为直接相关的公共外交、间接相关的文旅事业,以及作为硬件基础的枢纽地位等几个方面:

公共外交是城市提升海外影响力的主要方式之一。近两年来,成都公共外交主要体现于友城使领馆资源、城市对外政务交往与主场外交场所三个方面。

在友城及使领馆资源方面,截至2021年,成都与104个城市结成了友好城市和友好合作关系城市。到本报告撰写完成时,共有21个国家获批在成都开设领事机构,成为继上海、广州之后中国拥有外国领事馆第三多的城市,位居中西部地区之首。

2021年4月,“2021成都国际友城市长视频交流会”举办,活动以“同舟共济共创幸福美好生活”为主题,邀请到来自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非洲、大洋洲23个国家28个国际友城(含友好合作关系城市及友好交流城市)的市长及市长代表出席。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系列活动是从2016年开始启动并延续至今的。在当前疫情特殊形势下,这一系列活动体现出当初可能未曾预想的公共外交和经济社会意义。

在城市对外政务交往方面,虽然成都在地理上仍身处“西部”,位居“内地”,但其存在感已超越局部,在实践中打开全球视野。

2021年1月至今,即使在疫情背景下,成都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官方网站发布的访问会见活动也仍达42次,访问会见的对象国(不含多边场合)涵盖全球26个国家,主要来自亚洲(19次)、欧洲(13次),以日本(4次)、韩国(3次)等周边国家居多。如在10月,友城俄罗斯伏尔加格勒邀请成都代表出席其举办的线上公共外交国际论坛“伏尔加河对线世纪的和平与相互理解”专场活动“俄罗斯与中国:地方政府合作新机遇”圆桌会;11月,成都代表参加了蒙古国乌兰巴托市发起的第五届东北亚市长论坛线上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共有来自蒙古国、中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吉尔吉斯斯坦6个国家21个城市代表参会。

在疫情阻碍人员往来的特殊时期,通过城市对外政务活动,维护国际城市资源,协调沟通具体问题,具有特殊的现实价值。

1981年6月22日,成都与蒙彼利埃正式缔结为友好城市。如今,成都市档案馆内还保存着这份两城缔结友好城市的议定书,成为成都对外开放的历史见证。 图片来源:国际蓉微信公众号

从2021年成都在对外政务交往中的表现不难看出,多年以来成都对于友好城市交往的重视已经逐渐取得实际效果,友城交往多点开花,不仅有传统上与成都经贸合作关系紧密的日韩、东南亚和欧洲发达经济体,也包括东北亚、南亚、中东方向,以及俄罗斯、尼泊尔和土耳其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甚至是欠发达经济体,这使得成都逐步建立起多层级立体交往格局。

在主场外交方面,2021年受海外疫情持续蔓延的影响,部分对外交往活动改由线上举办,但成都表现依然活跃,多次作为我国重要外事活动主办地,服务外交总体布局,同时明显提升了成都海外曝光度和知名度。

今年以来,特别是7月前后,成都多次成为中国重要外交活动的主场城市,凭借自身闲适、安逸的独特城市性格、历史与现代融合的城市气质,扮演了区别于北京、上海的独特角色。

其实早在2019年,成都就曾成功举办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成都作为三国文化名城的特殊地位也为那次会议吸引到极高的关注度,外方领导人借古喻今的表态更是创造了一段外交佳话。从先天禀赋和未来空间看,成都具备某项机制化外交活动固定主办地的条件,或是以城市名称冠名某项高级别国家品牌活动,这无疑将大大提升成都的海外影响力,也符合成都自身《建设西部对外交往中心行动计划(2017-2022年)》的思路。

在疫情之前,成都已经成为国际活动的重要主办地之一。2019年,成都共举办33场受到国际大会与会议协会(ICCA)认可的国际会议,略低于日内瓦(34场)、海牙(34场),与里约日内卢、佛罗伦萨等名次相同。共举办4场英国权威体育市场情报研究和数据服务机构SPORTCAL认可的国际体育赛事,其前后名次分别为韩国光州、荷兰鹿特丹。

在文旅资源方面,成都凭借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独特秀美的自然风光收获了“青城山-都江堰”“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等一系列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作为川菜发源地及其发展核心地区也赢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美食之都”称号。

疫情前的这些良好基础,反映出成都着力打造“三城三都”(世界文创名城、世界旅游名城、世界赛事名城,美食之都、音乐之都、会展之都)的效果。

2021年,在国际文旅活动大幅受限的情况下,成都的因应措施或可作为其他城市参考。

9月,成都主办的“2021成都欧洲文化季”启动。在成都本地,意大利、波兰、德国、捷克、匈牙利、英国、瑞士等国驻蓉驻渝领事官员及代表应邀出席开幕式;该届“成都欧洲文化季”主宾国为意大利,活动从9月持续至12月,德国、西班牙、意大利、波兰、英国、法国、奥地利、荷兰、捷克、匈牙利等欧洲国家驻蓉驻渝总领事馆,以及成都友城意大利博洛尼亚,共同为成都市民带来艺术展、音乐会、线上论坛、云游博物馆等十余场特色文化活动。通过此类方式,即使受疫情影响,成都仍可不断维系加强与海外世界的文化联系和人际交流,并为后疫情时代预作准备。

同样是针对后疫情时代,2020年以来,成都已成功申办2021年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2024年世界园艺博览会、2024年汤姆斯杯暨尤伯杯世界羽毛球团体锦标赛,或为未来有可能出现的国际客流回潮先行铺垫。

作为背景,以2019年数据来看,成都接待入境游客380.2万人次,实现旅游外汇收入16.2亿美元,但相比邻近城市重庆411.34万人次的入境游客数、25.25亿美元的旅游外汇收入仍有一定差距。以2018年数据来看,成都在入境游客数略低于重庆、高于武汉的情况下,旅游外汇收入(14.5亿美元)明显少于重庆(21.9亿美元)、武汉(18.83亿美元)等多个中西部城市,这既反映出成都对国际游客消费能力的挖掘仍可加强,也体现了成都在文旅方面的未来发展空间。

位于四川省都江堰市仰天窝广场的、由荷兰艺术家弗洛伦泰因霍夫曼设计的大熊猫艺术品雕塑。新华社记者王曦/摄

在文旅方面,本项研究认为,熊猫、美食一直是成都面对海外普通受众宣推旅游资源时的两张“王牌”,但在其运用方式上,仍可随外部形势变化而不断优化升级。

同时,在瞄准英语圈受众的同时,成都在文旅宣推上或可针对日韩两国加强工作,以为未来人际交流的复苏奠定基础。仅就“三国”品牌而言,如果积极运用,就可以成为日本关注的焦点,其国民级别热度似乎在中国其他城市中罕有可类比者。今年6月底,天府机场开通的新闻也曾吸引日本网友热议,不少人曾经有过赴蓉旅行、工作和求学经历,且以正面评价为主。在两国民间感情势头低迷的今天,成都完全可以发挥自身独特的文化优势,让文旅资源服务国际对外交往工作,进一步提升成都海外影响力。

成都是中国中西部交通枢纽,也定位为国际门户枢纽。天府机场的开通,为这一枢纽提供了更强力的支撑。交通是对外交往工作的基础支撑,在疫情特殊背景下,虽然人员跨国往来受限,但交通枢纽带来的辐射效应仍然存在,且交通优势仍可成为未来恢复人员往来的有利条件。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是我国“十三五”期间规划建设的最大民用运输枢纽机场。新华社发(何海洋 摄)

“十三五”期间,成都构建了通达全球的国际航空客货运骨干航线网络,国际(地区)航线条国际定期直飞客货运航线,国际定期直飞全货机航线条;获批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和铁路运邮试点,开行国际班列4317列、增长35.5%;获批首批国家级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按照规划,到2022年,成都将全面建成国际门户枢纽。全市国际(地区)客货航线条国际铁路货运通道、5条国际铁海联运通道,航空旅客吞吐量突破7000万人次,航空货邮吞吐量突破110万吨。与交通设施相配套,还有成都为数众多高质量的酒店、会议、餐饮和休闲设施,这可以说是枢纽城市的标配。

在疫情前,枢纽地位直接带来广泛的人际往来和各类涉外社会活动。即使在疫情期间,其也有特殊意义,这在对南亚国家交往方面可见一斑。作为中国距离南亚最近的经济大省,四川省长期同南亚各国保持密切往来。

今年7月,中国南亚国家应急物资储备库在四川正式启用,该储备库设立在成都市青白江区成都国际铁路港。早在今年4月,在中阿巴尼斯孟6国外长合作应对新冠肺炎疫会议上,中方就提出成立中国南亚国家应急物资储备库的重要倡议,受到南亚国家热烈欢迎。储备库的正式启用,既为中国南亚国家携手抗疫和应急合作提供新的重要基础设施,也成为进一步加强成都与南亚国家密切关系的又一平台。

与之类似,在海运价格因疫情影响飞涨之际,成都连通欧亚的铁路枢纽作用,也将成为加强与沿线各国交往的纽带。

在对外交往工作中,经贸人员往来本应是重要组成部分,但当前受疫情影响,该项研究指标较难构建。截至2020年,成都已经吸引305家世界500强企业入驻。如果考虑到成都在中西部地区的交通枢纽地位,且综合考虑其周边腹地可依托的人口、产业等资源禀赋,成都未来仍有进一步扩大运用外资力度的空间。在度过疫情后,这必将带来更多的人际往来、商务活动,并助推城市海外影响力的拓展。

综上所述,在建设国际对外交往中心方面,城市“主动作为”的空间由软件和硬件组成。前者,可分类为直接的城市公共外交(或城市对外政务活动)、相对间接但必不可少的文旅活动;后者,则是支撑、促进前者的交通及服务基础设施。

城市海外影响力的提升,既是城市“硬实力”增长的必然结果,也是“软实力”提升的重要体现,两者相辅相成之间,正是城市打造自身影响力的机遇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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